--摘自《共和音乐资讯》网
本文对海菲茨1931年冬季在中国的旅行演出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其主要依据为中国当时的音乐人对此次演出的观感，同时对中国何以接受海菲茨及海菲茨等一批小提琴家来华的原因，也进行了初步探讨，并缘此以中国“小提琴情结”“双向互动”等话语，来概括海菲茨访华演出之前后，所发生的文化现象。
小提琴大师海菲茨，在1931年11－12月间，曾到中国旅行演出，而他来中国演出的大致经过及在中国那些城市进行过多少场次的演出等历史疑问，是本文首先要追寻的内容。
廖辅叔先生曾讲：“斯特洛克是上海的音乐会经纪人，每年都要向欧美聘请一些著名的音乐家来中国，主要是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举行音乐会。例如小提琴家克莱斯勒、海菲茨、西盖蒂，歌唱家夏里亚宾、加利－库尔奇，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弗里德曼，大提琴家弗伊尔曼等等，都是他延聘的对象”。但上述音乐家具体的演出时间及地点，廖先生均未述及，故他为后人只提供了上述著名音乐家来华的大致线索，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海菲茨的访华演出，进行专项历史追踪，而其他音乐家从略。
据笔者查证：海菲茨1931年冬季访问天津、北京及上海的大致行程为：由欧洲转道至天津，在访津间歇访平是后抵沪，而他到天津的时间，为1931年11月12日左右，时值而立之年的大师，演奏技艺已炉火纯青。他于11月14日及17日在天津演出两场音乐会的地点均在天津英租界的峡蝶影院，天津音乐学会在《魔笛》第二期中，为我们提供了这两场演出的节目单，目前看来，它是研究当时海菲茨来华演出极为重要的史料。
1931年11月14日演出的节目为：
1、 维塔利《恰空舞曲》
2、 拉罗《西班牙交响曲》
3、 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
4、 舒伯特《回旋曲》
5、 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6、 法雅《霍塔》
7、 拉威尔《茨冈》
1931年11月17日演出的节目为：
1、 格里格C小调《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Op.45，No.3
2、 柴科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3、 肖邦D大调《夜曲》
4、 舒伯特《回旋曲》
5、 德彪西《牧神午后前奏曲》
6、 哈尔夫特《吉普赛舞曲》
7、 帕格尼尼《24首小提琴随想曲》（选）
笔者前此，曾在天津音乐学会理事业绩的研究中，对海菲茨的此次演出进行过一些粗浅的分析，认为：“海菲茨的是次演奏，对中国观众而言无疑是十分珍贵的，因据笔者研究表明，他的此次中国之行即是他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访华演出。其曲目中从拉威尔技巧难度极高的《茨冈》、柴科夫斯基的《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及帕格尼尼的随想曲，到汲取韵味的德彪西、肖邦的作品；从巴赫同时代的小提琴大师维塔利到北欧的音乐之灵格里格的作品应有尽有，这表明演出是经精心设计的。随目前是次演出相应的评价一时还难以查找，但天津音乐学会对于这次演出的报道说明当时的天津音乐人对此事的动态是密切关注的。此外，因海菲茨的中国之行在《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谢瓦尔兹所撰写的海菲茨词条及他的传记中，均未予记录表明，它可能是在天津英租界中，外国人的一个小范围内演出的，从而使天津音乐学会对海菲茨是次访华演出的记录，更显得弥足珍贵。”
这是海菲茨访华演出的序曲，当时中国正经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使整个华北的形势也渐趋剑拔弩张的状态，海菲茨在烽火连三月的当时，能够到天津进行演出，已属不易了，而他在天津演出时，场面十分冷清，媒体也少有报道，实属必然。
据时在北平的德国人雷兴曾于1931年冬季，与刘天华结伴，同观了海菲茨的精彩演出。雷兴为刘的挚友，也是业余钢琴家，并在闲暇时光常与刘切磋技艺。当时刘正师从俄国人托诺夫学习小提琴技艺，并已达到相当精深的程度，关于海菲茨的北平演出，雷兴曾记曰：在音乐会里，我坐在他（刘天华）旁边，听海菲茨表演。他用了极端紧张着的注意力，把海每一次引弓的挥送，每一次发出的声音，都吸收到他的脑中去。演毕后，我问他说：“这演奏你觉得怎样？”“这真是我们的能力所了解不了的。”他回答说，“你会说这话么？”我继续说：“以你的本领说，自然也可以在他旁边一显身手的。”“不然，不然”他拒绝说：“我所能的，是每一个人都能用坚毅勤勉学来的，但是这里这位确实天才家！”听了他的这些话，我不得不思及舒伯特了，它对于伟大的同代者贝多芬简直视之为山斗，高高的不可攀，然而他自己并不知觉它也是可以一般地在他的旁边存在的人物。
十分遗憾的是，上述记述海菲茨北平演出的文字，并没有写明具体的时间与地点，我们仅能从中了解到：海菲茨在北平演出时，着实深刻触动了刘的心弦。另据刘的学生陈振铎追述，刘确实曾于1931年在北京饭店，“观摩了海菲茨（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并）很受启发，很受鼓舞。”笔者估计，当时海菲茨很可能利用访津的间隙，来平访演。而其演出场次，曲目等历史信息，则有待进一步寻访。因据笔者查证此间的《北平晨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及《华北日报》等北平地区重要报纸，均无海菲茨北平之行的报道，故上述历史疑问的答解，只能暂付阙如。
1931年11月25日，聂耳在《日记》中写道：在音乐店门口对着Heifetz的像凝神，我崇拜他，我爱他，我心里一团莫名的热火在燃烧着，占了好半天，快努力吧！
其中“音乐店”，据笔者查证，为位于上海，并演出了4场，聂耳出席了他12月1日的告别演奏会，并对海菲茨的演出有如下的记录及感想：渴望了好久的Heiftz Violin Solo算望到了，我们因为希望太过迫切，跑到里面坐着谈天……人已坐满，还有不少买站票的站满两旁和后面。启幕，一架大钢琴摆在台上，每个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台上，等了半天还不见有人出来，我的心在跳，预备他一出来就给热烈的拍掌。同时注意他一出来的样子是不是心理所猜想的。第一节目是Beethoven的Sonata Kreutzer，听完后，只觉情感起伏太厉害，并觉得那本领之高真是我第一次开的眼孔。节目逐次奏完，其中一个全是staccato（即跳弓），手腕不断在摇，真佩服！啊……昨晚十二时听完才回来！
对求艺若渴，学勤正酣的聂耳而言，海菲茨的到来，无疑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学习观摩机会。而作为后人，对当时一个正在学习小提琴音乐家所记述的临场感受，则更具专业性，特别是他对海菲茨是场演出的第一个曲目《克莱采尔奏鸣曲》及海菲茨高超跳弓技法的记述，首先为海菲茨中国之行演奏曲目的研究，给了一个新的补充，因这首乐曲在天津似未曾上演；其次，跳弓技术，对于学小提琴的人来说，并不难掌握，但对当时可能对这种技术还没有掌握或学习的还不到火候的聂耳而言，则大有顿开茅塞的启示作用。这说明聂耳当时正在学习这种技巧。
第三，根据聂耳的记述，这场音乐会从是晚9时15分始，持续到12时，期间近三个小时，从而为我们对是次音乐会演出的长度，有了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刻度。从节目的安排看，时间不会持续如此之久，期间可能是加演了一些曲目，加之又是海菲茨在中国的最后一场演出，故而延长了演出的时间所致；而海菲茨在演奏中，音乐表情的跌宕起伏，及观众对演出的热烈反应，则使我们通过聂耳日记，才能感受到的一种“即时”气氛，从而可能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音乐史中，在上海新光大戏院曾响起并已逝去而又无法复原的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海菲茨所演奏之美妙琴声的追忆。
可惜当时并没有人响应张先生这一吁请，从而似乎也没有人对上述音乐会进行详尽记述，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张先生并不甘于此，并可能是在一些听过海菲茨音乐会的人，对她转树立一些音乐会的情况后，勉为其难地为后人写出了一篇准现场报道，其虽难免失真，但它却是目前记述海菲茨上海演出观感，并见诸《申报》，这个当时上海最大华文日报报端的唯一文本。 此外，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兼音乐人张若谷，对海菲茨上海行也极为关注，并在海菲茨离沪数日后，著文报端，吁请海内文豪，奋力追逐，以使无暇听闻的人们，共享这种独特而稀少的音乐艺术之美：“在最近一个星期内，还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音乐会，第一个是世界提琴名家哈飞次的独奏会……可惜我私人因为有病，缠绵医院多日，不能出席倾听，所以也无法表示我的感想，……至于我个人错过了哈飞次提琴独奏会，至今犹引为一件莫大损失，希望听过这一世界名家演奏的人，能够写一写报告给我们。”
张若谷首先对当时世界上最活跃的小提琴家进行了推介：在今日的世界乐坛上，最著名的第一流提琴家可能数得到有这几个，辛巴利斯德和埃尔曼，这是北欧提琴界的两颗明星，克莱斯勒是维也纳同巴黎所产生的一大名手，蒂博是法国的提琴名家，他们四人都是匈牙利提琴名师奥弗尔（即奥尔）的入室弟子，他们现在都已享得了盛名，旅行世界各国作音乐的巡礼，他们差不多都曾来过上海献过他们艺术的神技。最近又有一个著名提琴家海菲茨第一次在上海举行独奏会。
其中，埃尔曼与辛巴利斯德（即津巴利斯特）为奥尔的学生不假，但克莱斯勒及蒂博则不是奥尔的学生。前者的老师初为其父，1882年以后，为赫尔姆斯伯格；后者的教师，为马尔西克。其次，他们之中，蒂博是法国小提琴学派的领袖人物，他曾于1928年访问上海，有法商总会在上海市政厅组织了四场演出。克莱斯勒的演奏风格，是维也纳和法兰西两种风味的综合，并且是上述四位中，最早访问中国的小提琴家，其辈份也最高；辛巴利斯德代表的，是早期俄罗斯小提琴学派的风格，他曾于1927及1932年多次访问中国。埃尔曼的演奏，代表的则是俄罗斯与美国的合演奏风格。廖叔同先生称，他曾于1936年到过中国上海、南京访问。但他在1937年访问北平市曾讲：十余年前就“来华演出”了，据此可证，埃尔曼不但访问过北平，而且在1927年之前就访问过中国，但具体的日期及地点待查。而奥尔正宗的入室弟子，时值而立之年的海菲茨的到来，为访问中国小提琴大家的名册上，无疑又新增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张先生上述文字，表面看来似乎是在为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家排名次，但却误读了他的本意。因在他看来，“一般爱好音乐的人们，多半喜欢比较各著名音乐家的长短，同时更喜欢把他们排列名次，这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种玩艺儿，因为象克莱斯勒、蒂博、埃尔曼和海菲茨这几位小提琴家，他们都没有所谓最先最末或第一第二的了，他们本身都是同样的站在一道水平线以上，不过在听众方面，免不了有主观的观察，当然是要有所褒贬的了”。其虽表露了在音乐演奏的技艺上，对大师级的音乐家，人为地裁判高低，是无聊之举，但对它们之间的不同演奏风格，作为中国的音乐人，应该保留对其发表独立看法的权力。他认为：“假使……要把上面积为提琴家，下一个简括的评判，那我只可以告诉你们，克莱斯勒是一个古典派的音乐家，蒂博是一个蛊惑性的艺术家，埃尔曼是一个漂浪者，海菲茨是一个精娴音律者”。
其中音乐情调上的古典、浪漫、煽情，，特别是海菲茨音准技艺上的精确无误，到是一目了然的被他概括出来了，其精当与否暂且不论，但从以下对海菲茨音乐会简洁的评述中，我们还是可以解读出一些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它在第一次独奏音乐会里所演奏的节目，很有精彩，维塔利的《恰空》很新鲜，很闪耀，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很古雅同时也很华丽流畅，在第二部分中，包含有巴赫、德比西、法拉、拉威尔诸名家的杰作。
从中，我们首先得到的，是这次演出的节目单。在演出曲目中，除舒伯特的《回旋曲》没有出现外，其余与11月14日天津的首场演出如出一辙。而以下对海菲茨演出的感受，虽肯定不是张先生亲临现场的体验，但也为我们多少提供了一些极其有用的信息：海菲茨是海菲茨，他有他特殊的权威，他有为他人所没有的优先权，他的技巧有时把它牵引得太飘远了，总观他在第一夜所演奏的乐曲，能各尽其长，充分表现出每一种作品的精髓：巴赫的《咏叹调》是古典派的制作，德彪西的《羊毛发的姑娘》和法拉的《霍塔》都是拉丁派风味十足的作品，虽缺少古典派的宽大性和缓和性，也脱尽了法兰西和西班牙的温柔绮丽，但却有浓淡调和很平均的意味，凡是听过海菲茨第一次独奏音乐会的人，在他们的回忆中，一定可以长久保留着这些美妙的印象，La chaconne唱着那快活的圆舞曲，拉威尔的《漂浪乐曲》（《茨冈》）悲伤的啜泣着，拉罗的《诙谐曲》（《西班牙交响曲》第五乐章）发出非常轻快的闪耀光采。
其文，除丰富和完整了海菲茨上海首场音乐会节目的排列外，张先生对海菲茨风格各异的演奏作品的介绍，虽凭借的可能是他平日点滴积累起来的音乐知识，但对当时的听众及后人而言，无疑有助于对是次海菲茨演奏会的回味，从而也是的海菲茨的音乐会显得更加有声有形有色。其次，海菲茨的那种既是古典，又是浪漫，既非纯粹拉丁，也不完全法国抑或西班牙的一种“浓淡调和得很平均的意味”之海菲茨演奏风格，窍以为：是被张先生相当准确的概括了的。张先生提供给我们最后一条重要信息，是与海菲茨结伴而行的钢琴伴奏为钢琴家Achron，并认为他在海菲茨演奏拉罗《西班牙交响曲》伴奏时，音量“弹得实然太低轻了”。至此，海菲茨这次来去匆匆的1931年中国音乐之旅，经笔者的勾勒已轮廓尽现。
自1923年5月克莱斯勒访问中国大获成功以来，1931年底又迎来至今都是传奇人物的另一位“大师中的大师”海菲茨的到来，虽然他们并不尽如张若谷所讲，为同门师兄弟，但在1914年，奥尔曾带领当时年仅13岁的海菲茨来到柏林，在一次音乐家的私人聚会中，其中也有克莱斯勒。大家要求小海菲茨拉点什么，“可谁能为我伴奏？”小海菲茨问道，克莱斯勒即刻走到钢琴旁，时在座惊诧不已地为小海菲茨进行了完全不用谱子的即兴伴奏，当时他们演奏的曲目为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及克莱斯勒的《美丽的罗丝玛莲》，这次浑似天成的意外合作，似乎确定了他们之间的缘分，之后他们又纷纷来到中国，更加重了其中的深度。
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为什么与上述小提琴大家有如此厚重的缘分，并吸引他们驻足？丰厚的演出酬金是一个方面，当时上海、天津、北平和哈尔滨等城市居住着大批外国人，这些城市中商业、文化的流通，也加速增长了这种文化的需求。第三，中国当时的一些音乐经纪人如斯特洛克等在其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也功不可没。以海菲茨上海一系列音乐会为例，当时不但在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夸张的广告词，而且在一些订票点，海大量张贴海菲茨的巨幅画像以示宣扬。第四，中国当时的新音乐群体，学习小提琴的人，在不断增长壮大，其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之一，为一些著名外国小提琴家，如北京的托诺夫（俄）、欧罗普（俄）、德莱涅夫斯基（波）；上海的威廷伯格（德）、富华（意）、利沃什依茨（俄）、维登堡（奥）；天津的哈路巴（德）、拉迪尼（匈）、劳伦斯（额）、斯特恩（奥）；福建的尼格罗（保）；哈尔滨的特拉亨伯格（俄）、比比科夫（额）、布洛欣（俄）、伯格金（俄）等长期安营扎寨与中国并深刻濡染了一批中国的小提琴人；之二，一些中国现代最著名的音乐家除本文已提及的，其他如司徒梦岩、冼星海、谭抒真、王人艺、陈又新、张彦、向隅、戴粹伦、陈洪、窦立勋、柯政和、黎国荃、李惟宁、关紫云、马思聪、张洪岛、陆以循、李雅妹、杨天一等长期学习过小提琴的技艺，有的则终身以此为业并堪称是小提琴家，甚至国乐大师如刘天华、王绍先、京剧大师梅兰芳，科学家李四光等，也在学习小提琴技艺的行列之中，中国的小提琴情节，已然形成。在城市青年中，最喜爱的乐器名单上，小提琴赫然入列。更为奇特的是，1921年8月，著名小提琴家、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指挥亨利·埃奇希姆（Henry Eichheim）携夫人、女儿到中国研究中国音乐，杨荫浏先生对此曾不无感慨地说：“那时还没有飞机，一个美国音乐家却不远千里从印度坐船来，只为着听半天的音乐会（江南丝竹十番锣鼓），会后又长途跋涉的赶回去。为什么他有如此强烈的愿望？”窃以为，正是中国音乐文化自身的魅力，才是这个洋人身不由己的深陷其中，但它决不是偶然或唯一的现象，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还有梅纽因，他在1936年即已由天津音乐学会特殊引介到中国，在以后的音乐生涯中，他不但在提琴盒中始终放着一本德文版的老子《道德经》，而且与中国的小提琴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特别是当时，在中国音乐人的努力下，所有世界一流小提琴家访华时，均受到特殊而隆重的礼遇，也使他们对中国流连忘返、一往情深的重要原因，故当时一些世界顶尖的小提琴家与中国结缘，决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的文化现象。行文至此，笔者对海菲茨1931年冬季在中国历史足迹的追踪，可暂告一段落。
最近，观刘欣欣、刘学清新著《哈尔滨西洋音乐史》称：“进入20世纪30年代……亚沙·海菲茨来哈尔滨举办独奏音乐会”并附海菲茨照片一张，但据提供这张照片的哈尔滨地方史李述笑讲，海菲茨是否来过哈尔滨至今还是一个悬案。而他为上书作者提供的海菲茨照片，也并不是海菲茨已来哈尔滨的铁证。因此照为海菲茨十余岁时的照片，并非当时已30岁的海菲茨哈尔滨演出照。